《琅琊榜》背后的南朝“土断”风波

时尚频道 2019-12-15116未知admin

  冬至过后,扬子江边风萧萧;年关将近,石头城里寒意浓。一道圣旨,令台城的皇宫和衙署里本该辞旧迎新的喜气荡然无存。

  官员骑墙、誉王沉默、耕农封口诸多怪现象令这桩牵涉多名权贵的大案扑朔迷离。然而,靖王沉稳应对,迈过险阻,不到一月即已结案:庆国公及其亲朋主犯也先后伏法,家产悉数被抄没。

  电视剧《琅琊榜》里的这段情节,拨人心弦,把靖王这位政坛黑马的一招一式塑造得活灵活现。故事虽是架空历史,但毕竟嫁接到南北朝这个风云诡谲的大时代,滨州侵地案,也就成为这个时代南朝经济困局的真实写照。

  历史的本来面貌,究竟是怎样的呢?貌似庞大的宋齐梁陈,究竟陷入了怎样的经济困局呢?这样的困局,又对南北朝后期的历史走向,尤其是隋朝统一南北发挥了怎样的影响呢?

  建兴五年(317年)仲春,建邺(今江苏南京)。这是司马睿南迁到此的第十一个年头。听到几个月前,长安沦陷,愍帝司马邺出降的消息时,他失声痛哭。作为成功逃离中原,提前布局江南的皇室成员,他已经成了晋朝旧臣的主心骨。于是,在众臣的劝进之下,司马睿承制改元,建立东晋王朝。为避司马邺名讳,建邺更名建康,给其后五个南方政权做了两百多年都城。

  还是在十年前,贵为琅琊王的司马睿,初来江南,人地两生,只是靠着琅琊王氏家族的代表人物王导、王敦等人辅佐,才落地生根。王氏家族在南方的影响力也迅速扩大,布列显要,掌控枢机,专任征伐,大权在握。于是,才会出现司马睿登基之时,一定要拉着王导同升御床,一起接受百官朝贺的奇特现象。

  司马睿的经历,只是当时“衣冠南渡”的缩影。在这场中国历史上首次人口大迁徙中,皇室成员尚且要靠“共天下”,才能稳定在南方的统治,对于那些源源不断到南方躲避战祸的中原汉族臣民,想在江南过上安稳踏实的生活,又是何其艰辛。

  “衣冠南渡”并非政府主导的有序迁徙,而是民众自发形成的无序逃难。他们一般分成三类:第一类是接受官府登记户籍的,多达70万众;第二类是流落到大户人家的宅院里的,寄人篱下,受人奴役,人数不少,但由于官府无从知晓和统计,也就成了名符其实的“黑户”;第三类是既不登记户籍,也不依附豪强,而是漂泊不定,随遇而安的,被称为“浮浪人”。不管有没有户籍,相对于南方土著,他们都算“侨民”。所以,朝廷将其称为“侨户”、“侨人”。

  到达南方的侨人,有的聚居,有的散居。东晋官府借地重置了许多侨人的原籍州、郡、县,仍用旧名。官府将其称为,简称“侨置”州县。比如朝廷在都城建康附近的京口(今江苏镇江)就侨置了徐州。为了跟苏北的徐州有所区别,京口的徐州就被称为“南徐州”。于是,长江两岸就出现了许多加上“南”字的北方地名,如南豫州、南青州、南兖州等。跟侨置州县相对应,南方原有的州、郡、县,则被称为“土州”、“土郡”、“土县”。

  一是招徕难民。充实劳动力,加快南方经济开发。为此,朝廷豁免了侨置州县的租税和徭役,让这些难民渡过难关。

  三是安置干部。逃到南方的侨人不乏北方望族,单独设立侨置州县,既能给这些大佬提供跟其身份相称的官缺,还能将侨人单独管理,形成特区,免受当地土著欺负。

  其实,司马睿、王导等东晋士族高官几乎全是侨人,他们跃居最高决策层,当然会出台措施优待侨人。表面看来是照顾,其实就是照顾自己,实现“合情合理”的以权谋私。可是,侨置州县从设立伊始,朝廷似乎就没省过心。这又是为什么呢?

  由于侨置州县的存在,东晋王朝的民政部门冒出了两种类型的户口本:当地土著纳入正式户口,户籍资料由防止虫蛀的特殊药物处理过,呈现黄色,故而叫做“黄籍”。 侨人纳入临时户口,户籍资料用的只是白纸,没有任何处理,故而称为“白籍”。跟今天不同的是,当时的临时户口,仅从免税这条来说,福利待遇就远好于正式户口。

  一个王朝,两类户口,这样的制度设计造成的后果,当然是侨人占了便宜。但如果站在国家层面,就未必是什么好事了。

  侨人免税,不但国家财政少了一块税源,收入大幅减少。侨置州县过多,造成衙门叠床架屋,官僚队伍臃肿,人浮于事,开支浩大,财政负担加重。侨人居所分散和多变,导使侨置郡县的数量和地理方位也经常改变,导致行政区划混乱。

  经过几十年休养生息,侨人业已渡过困难阶段,生活水平已与本地人无异。然而,同朝为民,税负不同的现实,使侨人更加富足,而当地土著很不甘心。于是,更多的土著选择了逃避或投机。有些土著弄到一份临时户口,混入侨人行列,从而实现逃税。假侨人越来越多,实际纳税人越来越少,国家机器靠什么正常运转,统治集团靠什么维持享乐呢?

  东晋的皇帝多数昏聩,但决策层不乏有识之士。他们意识到了“一朝两制”光环下的种种黑幕,虽然只是肘腋之患,但“千里之堤溃于蚁穴”,不可不防。于是,一个新的改革方案应运而生,那就是“土断”。

  “义熙土断”的成败得失“土断”的核心主张,就是将全国户籍一律整理为“黄籍”,取消临时户口。居民不分侨旧,一律编入所居郡县的正式户口。官府针对侨人的优待政策一律取消,无论是谁,都要向朝廷纳税服徭役。

  对既得利益群体的北方士族而言,这一改革方案的实施无异于挥刀自宫。他们当然会千方百计予以抵制。因此,东晋到南朝推行了十次“土断”改革,大多效果不彰。只有桓温和刘裕主持的两次有些成效。相比之下,刘裕主持的“义熙土断”,效果似乎更显著。

  义熙九年(413年),权臣刘裕给晋安帝上了一道表章,回顾了几十年前权臣桓温主持的土断改革,曾改变了“民无定本,伤治为深”的局面,一度实现了“财阜国丰”。尽管人亡政息,改革夭折,导致“杂居流寓,闾伍弗修,王化所以未纯,民瘼所以犹在”,但刘裕决心身负重任,重启“土断”,实现“宁民绥治”。(《宋书》,卷二《武帝本纪二》)

  刘裕的改革思路,是不管侨人是否乐意,直接裁撤侨置州县,最大限度精兵简政。新政规定,全国绝大多数州县全部依界“土断”。多数侨置郡县被合并或取消,归入相邻的本地郡县。随之而来的,是冗余机构消失,部分官员。大多数侨人的临时户口被注销,取而代之的,是不想要又不得不接的正式户口。

  官府还严厉清查士族富户藏匿人口的现象,遇到公然对抗者,刘裕的招数就是杀一儆百,绝不手软。会稽(今浙江绍兴)余姚的士族大户虞亮,藏匿亡命之徒千余人,拒绝纳入国家正式户口,查实后被处以死刑。于是豪强肃然,远近知禁。

  刘裕赢了,他主持的“义熙土断”打击了东晋士族集团势力,财政做到了增收节支,派遣徭役的难度减小,百姓的税负变得均匀,民间怨气有所缓和。刘裕是个有理想信念的政治家,他抱定“率之以仁义,鼓之以威武,超大江而跨黄河,抚九州而复旧土”的志向,期待建功立业,恢复中原,并为此多次用兵,将东晋的旗帜第一次插上了洛阳和长安的城头。在这些军事行动的背后,“土断”改革带来的后勤供应源源不断,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而这一切,也成了刘裕代晋称帝,建立刘宋王朝的基础。

  刘裕输了。在对待居住晋陵(今江苏镇江、常州一带)的南徐、南兖、南青等三个侨州的住户,他没有一碗水端平,而是网开一面,暂不实行“土断”改革。理由很简单,他赖以打天下的北府兵,家眷就住在这片区域。既然是自己人,自然得优惠。但如此特事特办,不仅改革没能彻底,而且为改革的未来埋下了隐患。

  刘裕死后,刘氏子孙陷入了空前的骨肉残杀,“前见子杀父,后见弟杀兄”。长期内战和昏君乱政,将东晋到刘宋积累多年的物质财富损耗大半。萧道成取代刘宋,建立齐朝后,依然面临财政困难的局面。于是,萧道成父子决定开展大规模的户籍检查制度,叫做“检籍”。这么做,为的是进一步减少户口隐匿,增加朝廷直接控制的劳动力,夯实税基。

  看起来,“检籍”跟“土断”没什么差别,但实际上,“土断”只是消除国民身份差异,“检籍”类似于“土断”的升级版,凡是查到虚报、伪报或篡改自家户籍的家庭,一律从户籍登记上剔除,即“却籍”。查出“却籍”的人,全家充军流放边地。如此严厉的“检籍”政策,给人的感觉就是“土断”玩过了头,形同竭泽而渔。在南朝不止的政治环境里,这样的扯皮只会加剧社会矛盾,酿成民变。

  南朝齐永明三年(485年),中产家庭出身,自幼习武,有政治追求的浙东望族唐寓之,打着“抗检籍,反萧齐”的旗号揭竿起义。他利用“祖孙三代以看风水、择墓地为业”积攒的家底以及“乐于济贫救困,为乡里所爱戴”积累的人缘,迅速将起义军扩充到3万多人。然而,由于装备落伍,面对强大的官军,起义军全线溃败。

  唐寓之虽然阵亡,但他领导的起义是有积极意义的。朝廷深受震动,叫停了“却籍”政策。政局消停了,但摆在南朝统治者面前的问题依然没能解决:“土断”只是户籍制度改革,无法阻挡士族地主大肆兼并土地的步伐;“却籍”只是对内惩戒措施,无法扭转南朝在对外战争中节节败退,疆域日益萎缩的困局。《琅琊榜》里塑造的“梁帝”,其历史原型梁武帝萧衍,晚年不仅纵容皇子争权夺利、贪污腐败,而且贪图蝇头小利,引狼入室,导致侯景叛乱,不仅葬送了自己的身家性命,而且荼毒江浙,摧毁了南朝政权抗衡北朝的最后一点资本。

  劫后余生的六朝古都,只剩下“朱雀桥边野草花,乌衣巷口夕阳斜”。而曾经借助侨人特权长期占据高位的北方南迁士族,则在南朝的一场场内讧与厮杀中精疲力竭,在一次次“土断”改革的冲击下,走向历史的终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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